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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明确的规定约束

  至少,它应该与村一级的发展水平和当地“财力”相协调近年来,随着政府楼堂馆所建设新规的实施,“豪华办公楼”的新闻确实有所淡化。这次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属于村级序列,似乎既有的楼堂馆所建设规定并未触及这一级别。换言之,村委会办公楼,到底建多大合适,更多还是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缺乏明确的规定约束。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程序问题,如此举债建设,虽然有着上级部门的拨款,也获得了立项,但建多大、该不该举债,是否通过了必要的民意程序?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当地村民显然是被排除在了“议事”之外。暂且不论其豪华与否,这座举债建设的村委会缺乏民意支撑,是某种基层治理失调的产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想怎么建就能怎么建另一个与该村委会的豪华程度构成强烈反差的细节是,该村还有着200多人的贫困群体。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在相当部分村民还未脱贫的现实中,建设村委会能不能优先于帮助村民脱贫?
 
进而需要追问的是,建村委会有没有挪用或透支扶贫资源?或许,当地村民对这座办公楼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这样一种朴素的推理:若在扶贫和发展经济上,基层干部也有如此气魄和多方筹资的劲头,当地的发展步伐是不是会更快?
 
  事实上,在以往的一些豪华办公楼案例中,经常出现一种现象:似乎越是贫困地区,越容易出现豪华办公楼。这里面除了制度监督的问题,是否也与某种畸形的主政心态有关,即:越是经济落后,越要靠大楼来体现政绩和“充面子”?此一疑问放到这起事件中,其实也同样成立,当地建豪华村委会,是否也不乏将之作为某种扶贫政绩展示的目的?